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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
2016-03-25 14:09  作者: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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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喜爱鲁迅什么?
 
  鲁迅之子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炎黄文化(南海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一书提到的一个重要政治情节:1957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参与其中。谈话之间,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对这个大胆的设问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吃惊之余,不敢再做声。
  罗稷南提出的这一命题,涉及中国现代史上两位偶像人物。以毛的回答,在毛执权柄的时代,鲁迅的处境有两个,且只有两个:一是沉默,一是坐牢,没有其他选择。但不管怎样——沉默或坐牢——那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鲁迅都是本色不再。这意味着,原来被认为是互相配合、心心相印的两位旗手——一个被认为代表着正确的政治方向,一个代表着正确的文化方向——在建国以后宿命般地走到对立的两极。
  然而,通观毛泽东毕生著述中涉及鲁迅的文字,人们看到的却是他对鲁迅的推崇和喜爱,以毛个人的说法:“鲁迅的心是与我相通的”。
  1933年,有人告诉毛,鲁迅称毛的诗词充满“山大王气”,毛听后哈哈大笑,不以为忤,反以得意,是毛以鲁迅得其心的证据。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时,在应付紧张的外交活动的空余,还在阅读随身携带的鲁迅著作,并对工作人员说:“我就爱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读鲁迅的书,常常忘了睡觉。”1966年7月8日毛在一封信中再次提到,“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并说,“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就在生命接近倒计时的1975年11月,毛还就周海婴提出的鲁迅著作出版和研究的建议做出批示,“请将周(海婴)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鲁迅全集》因毛的指示而获得迅速出版。
  对于毛的自托知己,鲁迅在天之灵做何感想,人们自然无法知道;但毛何以视鲁迅为知音,则可以从毛的文字中窥见一斑。
  早在1937年10月19日,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毛泽东发表演讲,突出强调的是:“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很显然,毛泽东尊敬鲁迅的原因之一,是他认为鲁迅的事业与自己的追求的一致性。所以,他认为鲁迅虽“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不过,最能打动毛泽东,使他引为同道的,是鲁迅的性格特征。鲁迅一生嫉恶如仇,对旧势力毫不妥协,尤其是他那“打落水狗”的斗争精神,以及直到晚年对于自己的论敌“一个都不宽恕”的决绝,都非常符合毛泽东的脾胃,与其性格相投;更重要的是,毛似乎从鲁迅那里借鉴到了榜样的力量,为他从马克思那里学来并加以中国式地运用、终生视为法宝的“斗争哲学”找到了同盟。所以他对鲁迅的斗争精神和韧性备加赞赏,称颂鲁迅“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是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的。”他认为鲁迅一生有三个特点:“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不过,在这三个特点中,毛泽东最重视的无疑是“斗争精神”。
  如果说在建国前重视鲁迅的“斗争精神”是夺权的客观需要,那么在建立政权以后,毛泽东也没有放弃之,相反,更将这种“斗争精神”推陈出新,创造性地发扬光大,灵活地加以运用。60年代初,在一次谈话中他再次提到鲁迅的性格,认为“鲁迅的战斗方法很值得学习”:“鲁迅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的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落文。他临死时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可见,他从鲁迅那里感悟到的是一以贯之的“斗争精神”。他毕生珍视并坚持青年时代发明的述志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炎黄文化!”说明他对“斗争哲学”是何等的热爱。他在建国以后的所作所为,确实如其所说,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即使是与他生死与共的战友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一旦被他认为是“向他射的箭”,他便“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彭德怀、刘少奇的惨死,邓小平的屡遭打击,都是明证。
  鲁迅生活在中国社会的黑暗时代,他以文艺为武器所进行的反抗,是新兴力量反抗旧社会势力、改造旧的文化传统的努力,所以他毕生的“斗争”都是针对旧势力及其维护者;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如果活到50年代以后,当然也不会收敛其批判社会的锋芒,放弃批判社会的义务。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以前,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对旧制度进行批判,同鲁迅一样是旧政权的反抗者;但与鲁迅不同的是,毛泽东还是新政权的建立者,他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柄后,习惯性地以“斗争哲学”和“斗争精神”维护自己的政权,不仅将“斗争哲学”磨砺的锐利矛头指向了对新政权构成威胁的敌人,同时也无情地指向了与自己意见不合的昔日与之出生入死、并肩作战的战友,于是,彭德怀、贺龙、刘少奇、邓小平等都成了他“斗争哲学”的牺牲品,死的死,伤的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他感觉需要调动全体国民参加斗争、维护其政权时,则不惜发动“文革”这样摧毁国计民生的内乱,终至导演了一场陷整个中华民族于水火的千古浩劫,而为这一切进行辩护的,是他那套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冠冕堂皇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起点是毛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到“领悟”:“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一言蔽之,曰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千言万语,一句话,阶级斗争。”这样的理论又被他掌握的舆论工具鼓吹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对斗争的喜爱或曰嗜好,贯穿于毛的一生,甚至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刻,他还是念念不忘于阶级斗争。1976年元旦的前一天,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交谈中,使两位客人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对“斗争”主题的激情留恋。他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他似乎在宣告他用毕生精力发现的一个真理:“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朱莉、戴维注意到,精力显然已消耗殆尽的毛泽东触及“斗争”话题时,“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这对年轻的夫妇不由感叹:“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对斗争的追求变成嗜好,无所不用其极,如果鲁迅地下有知,该怎样评价这位将他视为知己的“斗争论”英雄呢?
  
  毛泽东的“圣人”理想与鲁迅地位的演变
 
  一个人有醒着的时候,也有睡觉的时候;要了解一个人,固然要听他醒着说的话,但梦呓也有用处,它能使人们知道他潜意识中的欲念,让人知道他清醒状态不愿告人的想法;透过他在非常状态下的表现,人们可以看到他潜意识的真实内容。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间,毛泽东震怒于刘少奇的冒犯,当着众人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见刘源、何家栋:《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刘在毛心中的地位于此“失态”之语中真实地显现出来。同样,毛对罗的回答也应作如是观。
  1957年夏天毛对“假如鲁迅还活着”提问的回答,不经意间流露出新环境下其内心深处的秘密:事过境迁,毛对鲁迅已经形成居高临下的支配心态。这种情形很类似于唐太宗击败突厥,踌躇得意之际,随口说出“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云云,透露了李渊曾称臣突厥的天大秘密。
  然而,毛泽东内心的这个秘密并非一时情感冲动的产物,炎黄文化而是他一生追求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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