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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信仰的权力属于人民
2016-03-23 10:00  作者: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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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信仰的权力属于人民


 

 

 

一、天道源流及其基本观念

炎黄时代是中国文化的开创阶段,其核心价值就是天道。如果把这个时期的文化比作是一条大河,那么后来的儒家就只是下游的一条支流,与这条支流平行的还有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等。

道家从哲学角度把天道归结为世界本源,《尚书》从政治伦理方面指出天道就是公平公正,而中国上古文化一般都把天道当作最高精神信仰。

在周朝之前中国人是信仰天道的,周武王在灭商后,还多次向商的旧臣箕子问天道,只是后来因为周朝实行以礼摄制诸侯的大分封制度,所以才将礼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于是天子及其后世皇权就成为横亘在老百姓与天道之间的一道障碍。后世除了儒家保留了部分天道观念外,直接继承天道观念的就是被边缘化的道家。

道家的道是对天道的一种哲学阐述,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表明了人的认识具有特殊视角和局限性,就是说即使是客观规律——包括那些被人们准确定义和命名的所谓科学概念——虽然表面上具有某些道的属性,其实并不是道的本身。

所以老子进一步提出了“有”和“无”的概念,但是,与其说有和无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划分,不如说主要是指两种不同思维方式。无,欲以观其妙,是指“道”作为万事万物的起源,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只能凭直观感受其奇妙,这种对原始起源的感受就是信仰。有,欲以观其徼,则是说凭借前六识感知的万事万物,可以非常显豁的被人们认识掌握。这里说显豁,应当是指“有”所指称的万事万物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把握这种逻辑关系的就是理性思维和现代所谓的科学。

当一切所在被分为“有”和“无”两个部分的时候,那么我们平常所指称的规律,显然就仅仅从属于道的“有”的那一部分,属于人的认识论范畴,是不能与本体论意义上的道相提并论的。过去人们总是把道和规律混为一谈,不仅把“无”排除在外,还抹杀了道的能动性。

在人们意识当中,如果必然性代表了规律的范畴,那么偶然性就是由上天的意志所决定的了。人们凭借上天赋予的本能谋取生存,其中人的理性思维不过是上天赋予的本能中的一个延伸部分(注1)。即使我们把科学探索当作人的必然使命,也不可能用规律来限制人的本能,而是要最终承认先天生命、后天信仰以及科学探索是人与天道相沟通的三条平行渠道。

另外谈到天道就不得不提起“天命”,显然天命是以阴阳八卦穿凿附会天道的结果,历史上两者演化发展就是交织在一起的。传说周文王被囚羡地推演八卦,后来当文王征伐黎国时,商祖伊非常恐慌,跑去警告纣王,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史记·周本纪)。易经作为一种哲学义理是有可取之处的,但是中国封建天命观却籍着形而下卦象向着两个相反方向背离了天道正义,要么陷入宿命论,要么就是藐视天道,要“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

在东周战国时期,人们从朝代更替和诸侯领主的征伐战争中,所直接感觉到的是“谋事在人”这样一个事理,这就为一种中国独特的“天命”化人文心理创造了生成条件。这种天命化人文心理认为,天本身并无独立意志,天道也不直接作用于人,相反人却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从而把人的理性认识与宇宙本体的关系,或者简单的说就是把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作了肤浅的平面化处理。

中国封建天命观的两种错误倾向,根本问题在于它对人的意识结构缺乏了解,前者是把天道与个体人格无差别的混淆在一起,从而忽视了现实中“妄执为我”的那个潜意识人格;后者则是把个体生命意志与天道对立起来,进而否定天道在人身上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天道信仰的必要性。

汤牧之:将天道信仰的权力归还给人民

二、找寻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

文化选择是个复杂的过程,既有社会政治经济的需要,也有文化自身承前启后发展的因素。这里对文化作一个历史分期,就象把社会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一样。这种对文化的历史划分依据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的特定精神属性及其价值需求在历史中的展开。下面把儒家提出的“仁义礼智信”人性五常,按照历史发展进程从低到高简要说明:

“信”的文化阶段:是基本信息的酝酿、积累阶段,即是人类语言、文字、图腾信仰的产生和发展阶段,时间上处在甲骨文以前很久、之后不久的一个时期。那时候的人甚至可以用生命兑现承诺,因为他们把说出的话、写出的字看得很神圣。

“智”的文化阶段:是在“信”的充分积累基础之上,对于自然、社会在思想认识上的提升和飞跃,大概经历过炎黄、夏商周直至春秋战国时期,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智”的一次精彩亮相,同时期世界各主要文明及其宗教也产生于这个阶段。

“礼”的文化阶段:这个时期在中国称为“礼”,其它地区主要是宗教和律法混合时期。由于“智”的进步引起尔虞我诈,人心迷茫,同时社会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日趋繁杂多样,社会管理需要逐渐纳入法律和制度范畴,礼主要是针对等级制的一种社会文化。

“义”的文化阶段:“义”是建立在特定道德和社会秩序基础上的一种是非观念,道义,就是先有“道”而后才有“义”,所以“义”的文化阶段,实际上就是社会形成主导性宗教或道德信仰的阶段,在中国大约处在汉朝独尊儒术的时期。历史上说春秋无义战,是因为当时处在智和礼相交替阶段,还没有出现统一的社会道德观念,礼崩乐坏,唯利是图,没有义战可言。

“仁”的现代解读取其正面价值,即仁爱,友善,互助,和谐的意思,但是在旧儒家那里,“仁”和“义”通常是并举的,我们可以在“仁义”与“道义”两者的相同和区别中来理解“仁”的意思,实际上仁是为取代“道”而专门设置的。封建强权迫使天道文化在此做出妥协,儒家不得不以仁义代替天道作为自己最高价值标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专制文化特殊要求。

但是儒家文化终究无法绕开天道观念,比如皇帝要自称为天子,又比如中国人敬重“生命”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出于“人命关天”的意识。

《中庸》开篇对人性有一句提纲挈领的话,说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按照过去一贯理解,这里“性”被作为自然本性的意思,然而这里所谓的“道”却并非天道,而是中庸之道,那么所谓“性”其实只是指人的社会属性。

所以当我们把人性定义为——除开动物本能之外的——人的内在的决定其行为的那些本质属性时候,就会发现儒家的人性五常缺乏连接天道的环节,不能充分反映人的本质特征。因为仔细观察一些群居动物,就会发现它们同样具有“五常”的类似特性,比如蜜蜂就有族群意识,有护幼的“仁”爱,有为蜂王牺牲的“义”理。比较之下,人区别于一切其它动物的根本特征,就在于追求更高精神价值以及对于天道的自觉信仰。

如果把人的根本价值需求用一根轴线表示,那么轴线的一端是自由,另一端则是归属。而人的本源性价值,就是那些连接从自由到归属的所有中间选项,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概括起来就是:道、德、觉、明、真(注4)。求真是人们获得自由的必要条件,也是科学的起始,然后经由其它选项直至到达终极归属“天道”。

另外通过考察可以发现,一个人从母体中出生来到这个世界,其生命意识必然经历道孕、德生、觉醒、明辨、求真过程,因此“道、德、觉、明、真”就历史性的铭刻在人性当中。

如果说儒学的仁义礼智信,称“义”于特定的社会伦理,更多的体现了人的社会属性,那么“道德觉明真”则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而且相对来说,人的自然属性更具有本源价值,并成为社会属性的基础。

在儒教从未缺席情况下,中国封建王朝依然陷入周期性败亡的怪圈,由此证明儒家对人心缺乏深层次有效把握。反映在伦理上就是缺乏自然属性的基础,后来的理学和心学试图弥补这个不足,但终究无法确立天道主体性而功亏一篑。

信从真、智从明、礼从觉、仁义服从道和德,从逻辑上表明人的自然属性的基础作用。近代以来,中国所经历的几次思想解放运动,最终目的就是要找回人的从属于天道的自然属性,确立个体本位的伦理价值,进而实现人与社会的共同解放。

汤牧之:将天道信仰的权力归还给人民

三、中国封建时代主流文化的根本缺陷

已知文化从心性根基上大致可分为天道文化、神道文化二种,而所谓王道文化并不具备独立的心性来源。诚如楼宇烈先生所言,中国的人本主义是“以史为鉴”的王道和“以天为则”的天道的混合体。不过“以天为则”只是用来粉饰君权天授的一块牌坊而已。

在丧失天道主体性情况下,所谓“以史为则”,实际上就是用祭祖取代敬天,一切行为都以祖宗留下的礼法为准,本质上是对固有权力及其利益的崇拜,其结果就是对人的从属于天道的自然属性的摧残。而应运而生的中国佛教,正是以出世心态对这种残缺人性的一种抚慰,以期达到社会精神的脆弱平衡。

中国传统文化本来是以有、无相生为第一层次,以阴、阳互补为第二层次。所谓阴阳论放在封建文化范畴中就是君君臣臣这些东西。而“有无相生”简单解释就是:“有”是现象世界,是科学,是个体生命;“无”狭义上理解就是天道(注2),就是信仰。

进一步分析,“无”与“有”的密切相关就象形与质的关系,但是这里的“形”作为一种非物质结构是可以独自存在的,也就是老子说的“无物之象”。天道正是以某种 “无物之象”的形态,无时无刻影响着“有”的存在。孔子说过“祭神,如神在”,很多人对这句话都不甚了解,以为反过来不敬就意味着不存在。实际上是你敬天道,天道就会因为你的这种恭敬心而与你产生共鸣,进而赋予你正能量,对你施加正面的影响,不敬就不会获得正能量。

换句话说,天道信仰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就象形与质的关系,平常而又天经地义。但是,就象《论语》中子贡抱怨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翻译过来就是说:很少听到老师讲授人的自然属性和天道理论。

孔子最初职业是“祭师”,也说过“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样的话,但是孔子确实很少提到人的自然属性和天道,这可能跟他“吾从周”的社会理想有关。因为自周朝“以礼摄制诸侯”之后,对人的自然属性和天道意识就不够重视了,仅仅强调人性中仁、义、礼之类的社会属性。

所以毫不奇怪,《中庸》用几乎一半篇幅在讨论“诚”的意义,但就是不提及天道及其信仰。我们知道知识和理性的东西是诚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真正使人守住“诚”的莫过于“信”,诚信者,或因诚而信,或因信而诚,只有天道及其信仰,才能帮助人和社会不断实现自我完善。

由于封建主流文化偏离天道诉求,所以在独尊儒术不久后的西汉时期,当时“民间常无故惊扰,号呼狂奔,动辄聚众数千,口称要祭西王母。”(《中国通史》第二册132页,范文澜著),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底层人民苦难冤屈心情,同时也说明底层人民缺乏精神归属和信仰。而后世所谓的佛、道两教,由于受到儒教的压制以及自身原因,实际上也是脱离人民群众精神需要的,它们没有对于天道崇高精神价值的真正信仰,只是在低层次上通过修炼,凭借佛的智慧遁入空门以求解脱。

旧的封建主流文化用狭隘的王道天命观来取代天道,用智识和理学来取代信仰是一种错误的做法,或者说是文化实用主义结果。其实“人道”应当敬畏天道。最近出土的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中有一句“道始于情”的话,这份战国早期文献说明,最早的儒家还是接近天道文化信仰的。

所谓“道始于情”,至少说明人所禀持的“天道”是向着两个方向发展的,即理性认识和感性信仰,敬畏天道不能仅仅停留在理性认识上,而是要有感性上的虔敬和修养,从而使人性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

 

四、深入解析“天人合一”的内在机制

很早以前,当人们意识到潜意识和自我存在的时候,就不断认识到意识结构的多层次性。现代心理学和认识论哲学把人的意识结构分为感性、理性和潜意识等几个部分,这与佛教唯识论把人的意识分为八个层次基本吻合,只是唯识论在潜意识背后多出了一个“阿赖耶识”(注5)。

“阿赖耶识”其实就是天道在个体生命中一种特殊存在,并且我们假设,“有”是个体生命,“无”是天道,那么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人的潜意识最深处,在“有”和“无”之间就应当存在一个相互作用的界面,这里暂时把它叫做L界面。

L界面即人内在的承载人性的界面,是为了方便理解给出的虚拟界面。所谓人性就是潜意识和意识相互作用,以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一些价值节点,并深刻体现人的本能与其社会属性之间的对立统一。

于是我们就看到,在L界面的一边是阿赖耶识,即天道,另一边则是潜意识,即“妄执为我”的自我意识。因为脱离了神经元之类的“有”的连接通道,潜意识要通过L界面作用于天道(无),就只能采取“熏习”的信仰方式。

人的信仰就是通过愿力不断“熏习”L界面的过程,愿力则是作用于心理上的稳定而持续的精神追求。这种由信仰或信念引发的愿力会给人带来内在的实质性影响,并且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这是信仰与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理性思维的根本区别。即使把这种信仰当作不断强化的自我暗示,那么这个自我暗示也会在大脑中形成一个特定的“存储空间”,进而对人及其行为发生影响。

关于愿力的内在作用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在地球生命发展的第二阶段(注6),即根器发育的潜意识时代,潜意识和根器同生共有,并由潜意识引导根器的发育,这时地球出现各种初等智慧生命。

与现在人类意识时代不同,距今一亿多年前恐龙时代,“熏习”的内在作用和效果非常明显。在广西自贡恐龙博物馆一种小脑袋的剑龙身上,不仅背部和尾巴上长满防卫的甲板,特别是长在肩胛上那把奇怪弯刀,虽然还未进化完全,但让我们看到在物竞天择的生存环境下,一个强烈和简单的潜意识意愿如何神奇地在身体结构上体现出来,这也证明了L界面的感应愿力的功能。

综上所述,我们对传统文化经常提到的“天人合一”就有了全新理解,即“天人合一”实际上就是指潜意识结构中阿赖耶识(天道)与自我意识的对立统一状况,或者说是L界面具有较好的通透性,中华炎黄网从而使潜意识能够更好的与天道保持一致。追求天人合一就是要提升人的内在精神境界,使之超越潜意识中的“我执”,从而与天道高度契合,同时也表明了天道既内在于人,又外在于“我”的真实状况。

另外“天人合一”也暗示了,我们平时所指称的神、佛、天,与人的意识结构存在某种对应关系。天道处在最高层,对应人的第八识阿赖耶识;对应的很可能是潜意识中最接近天道的某个“结界”部分,严格来说佛只是人的意识造就的最为接近天道的一方净土,是高度净化的L界面。神则相当于人的思想和自我意识,不过神并非都是善良之辈,这与人有善恶之分是一样的。

总之,人的行为从根本上取决于潜意识心理和信念,同时人类善性就来自人的潜意识与天道的统一性,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对“天人合一”这个传统文化核心观念做一些补充,即“天人合一”是向着天道的回归,是引导人性趋向健康、积极和善的动力。

五、天道观念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文化基石

天道并不虚幻,天道的种子就播种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只要你保持虔诚信仰状况,你就会感受到它的存在。学过数学几何的人都知道,有些题目如果不引入辅助虚线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天道就是这条辅助虚线,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自古以来就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最可靠精神力量。

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特别是在最古老的《尚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人一直是信奉天道的民族。

但是,后来周公把周王先祖与天帝混为一谈,则是开启了变更天道传承的先例,这在尚书《召诰》中有记载,后来《孝经》还意犹未尽特别强调说:“没有比在祭天的时候,将祖先配祀天帝更为重大的了,而只有周公能够做到这一点。” 将帝王配祀天帝,也就是把老百姓排除在天道之外了,最重要的是,从此之后祭祖越来越兴盛,祭天则逐渐被人们所遗忘。

武王曾多次向商的遗臣箕子问“天道”,箕子明白的告诉武王,遵从天道就是“君王要把公平、公正当作统治国家的至理名言,这也是庶民所要遵守的至理名言,只有这样才算是顺从了天帝的意旨。”

天道观念主张公平公正,它站在比旧儒学更高的有、无相生基础之上,以道义区别于仁义,并且将天道信仰的权力归还给全体人民。最主要的是,这样一来中国政治伦理就达到了与西方并驾齐驱的高度,因为天道观念涵盖了西方文化精髓,是融会中、西文化的根本着力点,中华炎黄网同时又保留了自身心性文化特点。

天道文化主张社会法治,其核心思想就是“法由心生”,从而区别于西方法治契约论。天道即是公平公正,天道就是立法者,同时天道赋予每个人思想和灵魂,天道存于内是心识和信仰,天道显于外则是社会法治,内法与外法相辅相成,实际上就表明了“法由心生”的道理。而那些践踏法律公平的人,实际上是在践踏自身内在属灵生命。

同时通过设立L界面,揭示了天道与个体生命的对立统一关系,并且从天道观念中可以派生出心识之天、社会之天和自然之天。其中社会之天以公平和法治为准则,自然之天则诉诸人与自然及其一切生命生态系统的和谐共处。而作为天道观念核心所在的心识之天,一方面为个人修身养性提供了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在终极天道信仰中将个人价值与社会道义统一起来,在不断增加个人心灵力量同时,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现在我们正处在民族复兴重要时刻,而民族复兴的关键又在文化复兴,追根溯源,只有天道信仰才能打通、整合中国全部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并让其获得新的生命活力。天道观念既是崇高的又是大众的,其大众化文化特征,是古代大同社会的思想基础,由此形成的“天下为公”社会信念,与社会主义及当代法治思想有着共同的血脉。

最重要的是,天道观念作为全部传统文化核心观念,当它王者归来占据文化主导位置的时候,必将极大的提升中国人现代社会伦理意识,极大地提升中国人形而上思维水平,进而对促进我国科学文化和社会全面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结束语:

近年来对传统文化的探讨越来越聚焦于“天人合一”观念,但是没有出现突破性的解读,本文在对天道文化研究中,从特定角度对什么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意识原理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进行了初步分析。

人类智慧是天道的一种异化现象,当它反过来求证于天道的时候,与天道之间就有了一个无法跨越的“视界”限制,这个视界的边缘就是L界面。天道内在于人、外在于我,把握天道只能采用整体、直观和感性的方式,进而天道信仰与其说是强加于人的东西,还不如说是人区别于一切动物本能的根本所在。

任何社会和国家都有其主导性文化,不论从中国历史上看,还是从当今世界各主要文明国家来看都莫不如此。同时天道文化作为一种候选的未来社会主导文化,与当下政治意识形态并不排斥,相反,任何政治意识形态都应当以社会基本伦理为基础。中华炎黄网天道文化的社会宗旨就是教化人民尊道贵德,净化心灵;禀公守法,诚信敬业;平等性智,和谐社会。

人的最根本价值需求应当是:公平、自由、归属和良知。那些连接从自由到归属的所有中间选项,才是人的根本精神属性。而这个系列选项,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概括起来就是:道、德、觉、明、真。当我们心中有了天道归属,就不仅为自我实现找到了正确方向,还能为现代公平与法治奠定“天下为公”伦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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